作者简介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是充满争议性的哲学家。1918年10月16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阿尔都塞因学业优秀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阿尔都塞沦为德国战俘。战后,阿尔都塞回到了学院读书。1947年,他接受了电休克治疗,但他始终未能摆脱周期性发作的抑郁症。1948年,阿尔都塞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且留校任教。同年,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他并非法国共产党的同路人,对法国共产党进行过强烈的批判。此外,尽管世人认为他是结构主义的支持者,但他对结构主义也保持了许多的负面看法。1980年11月16日,他勒死了妻子埃莱娜·里特曼(Hélène Rytmann)。次年,法院认为阿尔都塞在犯案时,身处在精神异常的状态,决定不起诉。随后巴黎警察局签发监禁令,把阿尔都塞送往精神病院。1990年10月23日,阿尔都塞死于心脏病发作。

作品总评

从阅读齐泽克开始,笔者接触了不少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作品。其中,阿尔都塞是说话最直白的哲学家,堪称哲学界的“白居易”。

同时,在所有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里,笔者认为阿尔都塞毕生的工作成果最为重要。尽管他没有基于地域或者阶级利益的学理化成果,但锻造了一把能够帮助人们从各种困惑里解放出来的钥匙。

阿尔都塞用直白易懂的哲学语句,为21世纪的群众留下了顶尖哲学家的启示。他的毕生工作得到后来人的高度评价,包括时下热门的哲学家齐泽克。

其中,《阿尔都塞短篇文选》为中国人提供了三个关键问题的答案:


  1. 哲学家为了什么而工作?
  2. 中国人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怎样的理论认识?
  3. 个体如何超越所属时代的幻想?

中国是一个被取消哲学的国家,西方社会用他们对哲学的定义和实践结论,否定了中国哲学的存在,不允许世人把百家争鸣视作早期哲学家的论战,仿佛中国人从未对所处社会进行过学理化研究。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不仅接受这种说法,而且谨遵西方哲学家的教诲:“走不好路是鞋子不合脚的缘故。”——自身发展遇到挫折就以为西方定有高论。

但阿尔都塞用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智慧的大脑,向我们提供了更接近真相的世界观:“鞋子没有贵贱之分,不同的条件选择不同的鞋子,尽信书不如无书。”


必要知识储备

阅读阿尔都塞的作品并不困难,因为他拥有流畅的行文思路。相较于拉康或者齐泽克这样的理论家,他知道什么是大白话,怎么说大白话。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阿尔都塞的立场

阿尔都塞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年轻的他信仰天主教,在战争期间的集中营里接触了共产党。他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却始终不是那时的官方(苏联)马克思主义信徒。

我成为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是天主教徒,我没有改变宗教,深层次上说我仍是天主教徒。我不去教堂,但这没关系,天主教徒不非得去教堂。所以我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普世主义者,我认为在共产党内部有更充分的手段来实现普世之博爱。然后我也受到妻子的影响,她曾在可怕的抵抗运动中战斗过,并教给我许多。这一切都是通过女性给予我的,因此女性运动的作用很大、很重要。女性并不知道她们的能力、可能性,以及她们搞政治的才能。(译者:王立秋)
——节选自1980年访谈《AN INTERVIEW WITH LOUIS ALTHUSSER: THE CRISIS OF MARXISM1》

首先需要确定阿尔都塞与妻子埃莱娜对法国共产党的攻击有理可依。法共自始至终都无法领导工人阶级,对内盲目跟随苏联,对外破坏国际战线,赞同殖民主义行为,比如支持资本全球化分工,从而强迫中国工人向法国社会提供廉价产品等。直至今日,法国也只有极少数工人支持法共。

马: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走,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他们也有自己的经验。法国社会党难道真搞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人真信马克思主义?

——1965年8月3日 《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宋永毅

但是毫无疑问,阿尔都塞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一名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我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因为无政府主义超越了共产主义。(译者:王立秋)
——节选自访谈《AN INTERVIEW WITH LOUIS ALTHUSSER: THE CRISIS OF MARXISM1》

最初,马克思明确表示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来,但安那其主义者巴枯宁认为革命组织必然背叛他们的事业。

1901年,列宁指出:

无政府主义者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
——后载于1936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7期

但阿尔都塞看到了下场:列宁与毛泽东都遭到了革命组织的背叛,他们所做的全部努力都已失败告终。而我们又看见了阿尔都塞的下场:他沦为了失常的知识分子,不再代表无产者的心理状态。

尽管如此,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仍有积极意义。站在21世纪初,我们可以说历史已向世人昭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总是让红色火种越烧越旺,而自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案都制造了无法挽回的灾难。

阿尔都塞的灭亡

时至今日,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阿尔都塞,人人都围绕着他的自传进行论战。毫无疑问,世人普遍相信“阿尔都塞勒死妻子埃莱娜·里特曼的所有真相都被记录在了自传《来日方长》之中”。

但笔者不相信任何形式的自传。首先,阿尔都塞本身的精神状态就不稳定,自传里出现了大量的错误记忆,即使经过编辑勘校和注解,还是有许多无法解释的臆想,比如“我四岁的时候出生……”。其次,笔者认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客观还原他的遭遇,而阿尔都塞的自传存在太多行文修饰,极度不可信。

生活教育我们,狡猾的人往往会利用小错掩盖大错。笔者认为所有忏悔录形式的自传都是如此,还不如吹嘘功绩的自传,至少后者表明作者确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值得赞颂。

阿尔都塞不是例外,他一边发誓:

当然,这远不是什么逸闻趣事或者“流水账”之类的东西,或者像如今在任何自传中都必不可少的虚妄不实之词(这是文学上空前的堕落),我只讲实质的东西。
——节选自阿尔都塞自传《来日方长》

另一边就写下了明显作伪的内容:

那个大女儿西蒙娜,我一见着她便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她跟保尔的情人有一样的美貌、一样的面庞和侧影,棕色头发,而且身材比较娇小:恰好符合我的欲望。于是我心里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激情。我千方百计想要跟她在一起;当着我们各自母亲的面,我提着篮子的一个柄,而她提着另一个!我甚至用手托着她的胸乳和小腹,教她爬泳的基本动作,最后还陪她到马德拉克的高地去,那儿距离邦多尔十公里远,在一座大山丘上,遍地的细沙在我们的脚下塌陷。对她的欲望要把我熔化了。……
我母亲很快便察觉到我心中纯朴而又强烈的激情。她把我拉到一旁,并且大胆地对我说:你十八岁,西蒙娜十九岁,由于年龄上的差别,在你们之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是伤风败俗的。这不“合适”!不管怎么说,你还太年轻,不能恋爱!
——节选自阿尔都塞自传《来日方长》

显然,人类的记忆不会那么清晰。但笔者也不得不承认,阿尔都塞在无关紧要的地方是真诚的,比如他确实表达了自己永远喜欢“萝莉型大姐姐”:

……我一见着她便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她跟保尔的情人有一样的美貌、一样的面庞的侧影,棕色头发,而且身材比较娇小:恰好符合我的欲望。
……我爱年岁大的女人。
——节选自阿尔都塞自传《来日方长》

铁一般的事实是,十八岁的阿尔都塞曾经喜欢年长一岁的西蒙娜,因母亲的阻碍而草草收场。1946年,他爱上了比自己年长八岁的法国共产党员埃莱娜。两年后,阿尔都塞正式加入法国共产党。当然,他拒绝承认自己是受到埃莱娜的影响才信仰共产主义。

我最后要说明的是,我正是在战俘营里,从一个过境的巴黎律师那里第一次听说了马克思主义—— 因此也认识了一个共产党人,惟一的一个共产党人。
……这个人就是皮埃尔•库雷热,他是最后几个月在战俘营出现的……
……有人可能想像是埃莱娜使我信仰了共产主义的,不管怎样他们应该知道,那是因为库雷热。
——节选自阿尔都塞自传《来日方长》

根据多方印证(包括他的敌人),阿尔都塞与埃莱娜的革命友谊确实长久。尽管阿尔都塞曾经投票支持法国共产党开除埃莱娜的党籍,但就像他自传里描述的那样,他只是暂时妥协,他从未离开埃莱娜,而是与法国共产党展开长期斗争。

我感到沮丧,但也感到愤慨,大概正是这种愤慨的心情,加上埃莱娜非凡的勇气的榜样,支持我活了下来。我成了一个男子汉。
大概也就是在这些最初的考验中,我找到了力量,要在党内实现我自己抵抗和斗争的欲望,以后我正是不断这样做的。我终于找到了自己选定的战场,但由于我仍留在党内,正如我所说的,我的斗争恰恰是在党的保护下展开的。我在党内不断遭到严厉的攻击,但是人们宽容我,这大概是出于他们自身的打算,也是因为我的理论干预为我贏得了听众。一方面是直到那时都没有根绝的受保护的欲望,另一方面是我最终要在斗争中存在的欲望,但直到那时我还都只是在依靠些手法进行斗争——在同时把这两种欲望结合起来的情境中,我肯定找到了自己的优势。
这一次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就是这样的情况,而且日益严峻,直到1980年,发生悲剧的那一年。
——节选自阿尔都塞自传《来日方长》

同样阿尔都塞也承认自己对爱情不那么忠贞,有婚外情行为。

我最近才知道,强烈的性兴奋是轻躁症的主要症状之一,它可以在所有抑郁症之后出现。不过我那时根本不能埋解这些深层的原因。我的爱情伎俩自然逃不过埃莱娜的眼睛,她为此感到痛苦,但对我既没有作丝毫的指责,也没有像不久前对待安热莉娜那样表现出丝毫的暴力。那么我是得到她的赞同了吗?不管怎样,我明显是在寻求这种赞同。
——节选自阿尔都塞自传《来日方长》

杀死埃莱娜的真实原因,阿尔都塞完全归结于自己希望埃莱娜从自己的身边解脱,看不得她受苦。但是,笔者认为动机不止如此,而是有正反两种可能的解读。

埃莱娜出生于法国巴黎的犹太家庭。13岁时,她遵循医生的建议,利用致命药物对患有癌症的父亲执行了安乐死。次年,她用同样的方法结束了生母的生命。1930年,埃莱娜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46年,与阿尔都塞在大学相识,两人一直保持交往。冷战爆发后,她在党内被视作托洛茨基主义者和间谍,被投票开除党籍。
——整理自《La banalité du mâle : Louis Althusser a tué sa conjointe, Hélène Rytmann-Legotien, qui voulait le quitter》

正面来说,为父母执行过安乐死的埃莱娜可能希望受到惩罚性的安乐死,阿尔都塞执行了妻子的意志。反面来说,阿尔都塞逐渐厌烦年老色衰的埃莱娜,想从她的身边解脱。

埃莱娜离世后,阿尔都塞几乎避免谈论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还是要认识到埃莱娜的作用,哪怕采用阿尔都塞的自述:“这种愤慨的心情,加上埃莱娜非凡的勇气的榜样,支持我活了下来。我成了一个男子汉。”

毫无疑问,失去埃莱娜的阿尔都塞,不再是完整的阿尔都塞。笔者认为,随着埃莱娜的去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从阿尔都塞那里凋亡了。


摘录

人人都能搞哲学吗? 我认为米斯拉伊说得很有道理:无论你怎么定义哲学,很明显,没有准备就不可能搞哲学。学搞哲学和学走路一样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我们能听到的这些陈述,引出并触及了许多重要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哲学语言的难题,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可以称之为“哲学行话”的难题。这个难题非常重要,但它是个屏蔽难题,所以相对而言是个假难题。实际上,人们总是认为可以表明哲学有权拥有一套技术语言。难题在于搞清楚哲学是否有权将自己视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因此,在我看来,这个哲学行话的难题不能从它本身来考虑,而是必须把它与构成其正当性、其合法性,即哲学作为哲学而存在的权利,直接关联起来。
……世界上存在着整个一系列不同的精神姿态,它们都想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但它们并不能因此逃避一种批判,一种人们可以针对它们的凭证进行的考察。当我们问哲学是否能够存在、是否已经存在、是否有权存在时,我们提出的问题与人们在 19 世纪可能对宗教提出的问题是同一种问题:它有权存在吗?也就是说,它能以什么凭证不仅证明自己在当前的存在的合法性,而且还证明自己在未来继续存在的奢望的合法性?

(笔者按:所谓的哲学行话即专业术语,当一个人不懂专业术语时,我们会说他根本不专业。早期的西方学者强调中文是模棱两可的语言,因此无法产生可以讨论的哲学,这就是剥夺合法性的最偷懒方案,是典型的非理性放逐,面向个人的例子就是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而面向群体的例子就是只有西方集体认可的理论文本才有资格以哲学自居。——在这里,阿尔都塞透露了一个真相:世界上存在着整个一系列不同的精神姿态,它们都想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纳⽡罗:哲学起怎样的作用?

阿尔都塞:简单来说,每种哲学都在其自身中以各种方式制造着矛盾,并以此为外部世界所裹挟。所有的哲学都背负着它的对手的幽灵:唯心主义背负着唯物主义的幽灵,唯物主义背负着唯心主义的幽灵。

纳⽡罗:你多次提到,康德把哲学描述成「战场」(Kampfplatz)。

阿尔都塞:没错,哲学的一个目的就是打一场理论的战斗。因此可以说,所有的命题本来就是反命题。提出一个命题,要么是为了反对另一个命题,要么就是为了保卫一个新的命题。

纳⽡罗:谈到理论的战斗,你是否认为哲学战场被划分成了两种相对立的立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阿尔都塞: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我们能在所有哲学中都发现唯心主义或是唯物主义的成分,只不过其中一种倾向会取得支配地位。也就是说,决断的划分是不存在的,既然在每一种唯心主义中我们都能发现唯物主义的成分,在每一种唯物主义中我们也能发现唯心主义的成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存在一种纯粹的哲学,只存在种种哲学倾向。

(笔者按:阿尔都塞用“蔑视”的口吻说出了哲学的本质就是打一场理论的战斗。哲学家想要获取胜利,他就需要自己的理论有更高的容错率。为了应对实践,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汲取对方的长处。对中国人来说,阿尔都塞的话语特别容易理解,因为中国历史就有经典答案:儒家在百家争鸣获胜的理由是集百家之所长。笔者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包含对现实的扭曲与僵化,因为它的本质是工具。而工具往往只有两种下场,要么成为满足富人的审美需求的昂贵道具,要么成为解决穷人生计的劳动工具。工具的效用大致相同,只有立场之分。)

被传播的知识是真正的科学吗?如果说是,那么对它的传播就确实和技术的必要性相符,因而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教学的功能也是健康的,即便它的“形式”相对“老旧”并且需要改革。被传播的知识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吗?就像在某些学科和课程中那样?如果说是,那么教育就是在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因而也就是服务于某项阶级政策,即便它的教授“形式”非常现代。

被教授的那些知识的本质是可疑的吗?被教授的那些“科学”仍然是不确定的、有问题的而且未获得明确的地位吗?它们还徘徊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在总体上还停留在充满着意识形态的技术层面上吗?因此,教学的功能本身是含糊的,它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技术性的,另一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无论对这种半-知识进行传播的方式是“过时的”还是现代的。所有的学生都将在这里认出大多数的文科,如一般形式的文学史、哲学、法学,甚至有时还有历史,它们通常都是受到美学的、道德的、法律的或者政治的意识形态统治的领域;认出几乎所有所谓的“人文”科学,它们都被选来为现代实证主义的技术官僚意识形态奠定基础。即便在自然科学中,老师、学生和研究人员也能在他们自己学科的教学表现中,辨认出实证主义意识形态的后果,这种意识形态在自然科学中根深蒂固,无可“辩驳”。如果自然科学的教授方式,包括实践活动在内,只是激起学生们的消极态度,那么学生们就是对的。他们通过消极态度来抵抗的与其说是畸变的教学形式,不如说是这种畸变的深层原因,即实证主义意识形态:实证主义意识形态把活生生的科学当死尸一样肢解成许多块,并强行让学生把它们吞咽下去,好像科学真理是一个物。如果这些“物”卡住了学生和老师们的喉咙,那他们就是对的。

(笔者按:我们现在流行“文科生无用论”。其实,著名文学家钱钟书就发明过“文人无用论”,毛泽东也教育过毛岸英“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阿尔都塞用学术语言说明了实证主义的问题:强硬认为科学的内容不会自我发展和丰富,把真理当作死物。他要求人们区分理论内容里科学与意识形态的成分比例。)


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党必须负责国家、国家权力以及国家机器。因此,党和国家机器之间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部分的融合。

由此出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难题,这也是列宁晚年在一些文章中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提出来的难题:如何调节党和国家的关系,以避免犯官僚主义和专家治国论的错误,避免它们的严重政治后果?

列宁试图通过一个机构(即工农检察院)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机构是党的衍生物。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组织,更不要说是群众组织了。

四十年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文革,回应了列宁以悲剧性的方式所提出的这个难题(列宁认识到自己的解决办法超出了当时苏联所具有的历史能力)。

文革的回应:不是建立一个控制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机构,而是发动群众运动和建立各种群众组织。

……

文革在政治和理论上的最大好处在于,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关于革命的观念的庄严提醒。政权的夺取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在帝国主义威胁笼罩下的世界,阶级斗争依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因此,首先是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命运:前进还是倒退,革命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

(笔者按:阿尔都塞一直反对法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依赖。因此,他能够敏锐察觉到列宁、毛泽东和托洛茨基正在与什么战斗着,社会主义的新剥削阶级:通过公有制为自己与自己的家庭谋取利益的社会主义官僚。现在我们基于历史教训得出结论:“当革命胜利后,革命党立即名存实亡,它必然从群众队伍沦为官僚集团”。综上所述,人民群众的眼睛依然雪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急于树立一个新的领导核心。)

为了看到并理解阶级社会在制造着什么,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上,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这样一个判断:在这样一种社会的必然斗争的现实中,你无论从何处看都不可能将一切事情一览无余,仅当你站在斗争本身之内的立场上,而不是别的什么立场上的时候,你才能发现斗争的现实的本质,因为站在别的消极立场上只能使你堕入阶级幻想之中,我们知道那种阶级幻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笔者按:一段极度酸苦的真理阐述。笔者感性地认为这是阿尔都塞始终无法摆脱抑郁症的主因。一旦脱离了幻想的温柔乡,被倒置了的利益关系都回到了正轨,但美丑的评价体系也发生了逆转,识真假的代价是看见地狱。正所谓“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为了保证自己不被任何幻想所俘获,只能让意志凌驾于情感之上。——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捍卫马克思的活的灵魂,毅然接受了实践对马克思理论的破坏与背叛。

最富有勇气的三次捍卫性质的背叛,笔者认为是:

发表于1913年的“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牺牲品。”

发表于1967年的“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滞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

以及阿尔都塞的“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存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实践”)


那么要使社会出现,什么是必需的?必须有强加于人的相遇状态;作为不- 相遇可能性条件的茫茫森林的无限性,必须由外因予以终止;自然灾难必须把这片森林分割成狭小空间,比方说众多岛屿,在其中,人们被迫相遇,被迫持续地相遇:由高踞于他们之上的力强迫着。自然灾难有着鬼斧神工的特质,正是这些自然灾难造就了地球的地表,其中最微小的要算是赤道对黄道的极细小极细微的倾斜,它是类似于偏斜的无因意外——但我撇开这不谈,我要讨论这些灾难的效果。人们一旦被迫相遇并建立起联系——就其实质⽽⾔,这些联系维持了人与人之间产生的强制关系,那么社会关系也就具有了雏形,随后又因这些相遇对人类本性造成的作用而得到了加强。

(笔者按:阿尔都塞对于社会关系的抽象把握,具有参考价值。)

我对哲学与政治的兴趣并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自从四十年代末以来,我在从事哲学工作的同时,一直也在从事着政治实践。这种热情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不无关系:我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反战运动、斯德哥尔摩宣言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那时,美国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倾尽全力去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此我每天热诚地工作近十个小时。

(笔者按: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但没有革命的行动,就没有革命的理论。恩格斯曾经评价道:“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每个时代都有诱发对抗的矛盾,寻求当前时代的解放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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