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集中注意力，总会有莫名的启发。
因为没有参与金融一线工作的经验，所以笔者最近拜读2016年出版的《21世纪金融监管》并没有什么专业领域的收获。然而，“植芝理一”相关的议题倒是有了新的进展。
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否可以避免？从经济长周期理论到宏观政策失误，从凯恩斯提出的“动物精神”到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尽管围绕着危机原因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争议并不比过去少。这些争议既是我们对危机认识不断深化的必要过程，也在反复让我们品味金德尔伯格所作的论断：金融危机是一个永恒的现象。我们是否只能无奈地接受“危机无法预测，更无法预防”的悲观论调？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此次危机并不是“这次不一样”。
……
借用莎士比亚的话：“错误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身。”
——刘鹤 《21世纪金融监管》序言
即使不论金融，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围绕危机原因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争议并不比过去少”的时代：危机ABCD……危机越来越多，但产生有效结论和应对方案的不多，颇有一种只能随波逐流的感觉。
人们总是不断承认“危机ABCD是一个永恒的现象”，进而不断思考“是不是制度问题？”——以平台为例，windows系统与linux系统就各有各的问题。
但系统B带来的问题就比系统A带来的问题更简易么？随着对进步史观的批判性反思，人们导出了这样的结论：“错误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身。”
恋物者也是如此。正如奥克塔夫·曼诺尼所言：恋物者的否认通常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还是……”。
非循环叙事
前文提到过，一扮演的是铃木实的解放者：
一与铃木实母亲的竞争，本质上可视为人与物的对决。这是因为铃木实并未对母亲产生恋爱情感的基础，他仅仅是不断被勾起欲念。正如一所称赞的那样，铃木实的母亲具备充满性魅力的肉体，使得她不得不与之展开竞争。
一以主动雌竞的姿态介入到铃木实的生命活动当中，可她的肉体不能勾起男性的欲念。在第四卷里，植芝理一明确告知读者：男人们通过视线达成了默契，目光永远锁定在大蜘蛛的身上。在植芝理一的笔下，一作为比较物难以吸引异性目光。
在竞争力明显偏低的情况下，第五卷的一采取了较为激进的竞争方式，以此确定了自身在铃木实的心目中远不如大蜘蛛。
到第六卷，“大蜘蛛的裸体”成为一对铃木实的最终测试，结果道德成功困住铃木实。自从此开始，我们会发现两人的关系快速进展，铃木实的恋爱幻想里，一取代大蜘蛛成为第一顺位。
作为业余的绘画工作者，一很清楚男性的恋物癖情结，可以接受铃木实对母亲的性幻想，但性吸引力差异也让她感到焦虑。可以说，道德（某种意识形态）成为她增加胜率的唯一方式。
《大蜘蛛酱flashback》看起来是一场循环叙事，但铃木实与父母辈的恋爱经历并不一致。大蜘蛛是天生的胜利者，铃木实父亲的视线始终都在她的身上。而一的胜利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步步为营，老实的铃木实是被争取的对象。
巧合的是，大量使用日本历史人物取名的《大蜘蛛酱flashback》最终向读者传达着这样一种理念：
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
在这场人与物的对决之中，植芝理一选择了最暧昧同时也最符合历史的答案：人与物没有决出胜负，这场斗争仍然在持续。
劳拉·穆尔维批判
前文大量引用劳拉·穆尔维对恋物的观点，是因为她的观点确实富有洞见。然而，本文也要提醒书友们注意她那如影随形的意识形态偏见。
劳拉·穆尔维认为影视作品借用“租赁女性演员”这一行为满足了男性欲望，同时认为男性欲望可以后天塑造。她太过着急断言，以至于提出“人们可以通过删除男凝从而改造男性”的荒谬论断。
这种观点是把矛盾律抛诸脑后，一厢情愿地认为“既然可以吃玉米，就可以不吃大米”。在劳拉·穆尔维的语境里，似乎有一个超然于所有性别之上的中立者，可以把男性的恋物转移到合理的范围之内，以调和男女之间的凝视错位。
然而，既然女性也要受困于女凝，这个超然中立者又要从哪里寻得呢？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共产党宣言
就像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政策一样：鼓励多吃玉米，但依旧允许吃大米。因为这套要素与系统直接相关，“错误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身”。
凝视的矛盾是人本身带来的，这种矛盾只存在稀释与调和，而不存在消灭的可能性。例如剥夺生命确实可以列为错误行为，但死刑还是要保留，肉还是要继续吃。取消系统本身赋予的合法性，这要么是一种空想，要么是另一种形式的剥削与奴役。
创造与占有，实乃人之大欲。从矛盾律与社会的基本运行机理来看，劳拉·穆尔维的理论是无法跑通的意识形态空想，但她强大的文字表达能力以及洞见也是实实在在的。不过，这些都不能掩盖她的意识形态偏见，所以在这里希望提醒书友们注意区分。
被传播的知识是真正的科学吗？如果说是，那么对它的传播就确实和技术的必要项相符，因而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教学的功能也是健康的，即便它的“形式”相对“老旧”并且需要改革。被传播的知识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吗？就像在某些学科和课程中那样？如果是，那么教育就是在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因而也就是服务于某项阶级政策，即便它的教授“形式”非常现代。
被教授的那些知识的本质是可疑的吗？被教授的那些“科学”仍然是不确定的，有问题的而且未获得明确的地位吗？它们还徘徊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在总体上还停留在充满着意识形态的技术层面上吗？因此，教学的功能本身是含糊的，它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技术性的，另一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无论对这种半-知识进行传播的方式是“过时的”还是现代的。
——阿尔都塞 1964年《大学生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