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出生于1957年的苏联奥布宁斯克。1964年，随家人移居马斯克。1975年，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生物系。两年后，他的父亲因为抱持政治异见被流放。1980年，图尔钦获得纽约大学生物学士学位。1985年，获得杜克大学动物学博士学位。

2010年，他的模型准确预测美国社会和经济动荡在2020年左右达到沸点。尽管没有历史学位，但他创立了历史动力学这一新的跨学科领域，该学科是利用科学和文化进程中的复杂工具来研究历史帝国和现代国家的动态，是历史宏观社会学、历史计量学和社会过程数学建模的交叉学科。

目前，他的观点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和长江学者龙登高的认可，也受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关注。

作品总评

《危局：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是对《共产党宣言》的资产阶级化，将之变成一门有利于资产阶级生存的学术工具。图尔钦及其团队的研究是为了美国统治阶级服务的，同时他也进一步揭示了世界时局的危机深度。

图尔钦非常擅长解释拗口复杂的哲学术语，比如对“生产资料”与“私有化”的注解：

苏联实际上像一个巨大的公司，国家拥有 生产财富的资产（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生产资料”）。当它在1991年崩溃时，这一巨大的资本被公司管理层——政府领导、工厂经理及其亲信迅速私有化（白俄罗斯除外，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私有化是一个极为腐败和暴力的过程，获胜者实际上是踩在运气较差的竞争对手的尸体上行走。

……

随着大部分财富集中在不到十几个寡头手中，99%的人的福祉崩溃了。很多俄罗斯人在绝望之中成群死去。

2023年，美籍知识分子图尔钦为美国资产阶级梳理了美国社会的症结所在，怂恿统治者解决（亦或者是利用）“精英生产过剩”和“民众贫困化”。2024年11月，中信出版社将本书引进国内，把这股太平洋对岸的寒气传导给中国走资派与乏走狗，教导他们认清时局。（作者于2024年12月前往了中国香港、澳门以及杭州地区）

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有志于获得更多的权力，但权力追逐者的数量永远大于相应的职位数量，这就造成一些人非常努力但无法获得相应职位——失意的精英追逐者。 当精英追逐者想要的权力的相应职位数量远远超过供给数量的时候，精英生产过剩就会产生。

……

正如我们的模型预测的那样，流向精英阶层（即众所周知的最富有的1%群体，甚至是最富有的0.01%群体）的额外财富最终给财富持有者（和权力持有者）带来了麻烦。社会金字塔已经变得头重脚轻。我们现在有太多的“精英追逐者”在政治和商业高层争夺数量有限的职位。在我们的模型中，这种情况被称为“精英生产过剩”。民众贫困、精英生产过剩及其引发的精英内部冲突裹挟在一起，逐渐削弱了我们的公民凝聚力，即全民合作的意识，没有这种意识，国家很快就会从内部腐败。 社会日益脆弱，表现为对国家机构信任度的断崖式下跌，以及管理公共话语和民主制度运作的社会规范的瓦解。

资本主义世界病入膏肓，中美都在寻找合适的药方。对马克思和列宁那一代人来说，这是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必然之举。当资产阶级里的先进份子发现自己所处的阵营已经无可救药后，势必主动亲近无产者阵营。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 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2月

你们奴役人们，牺牲千百万人的利益，以便保障私有财产，你们拥有统治我们的权力。为了这些财产和权力，你们彼此敌视，明争暗斗，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你们担惊受怕，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保卫私有财产。因此，你们这些统治者同我们相比，实际上是更大的奴隶。我们只是肉体上受折磨，而你们却在精神上受奴役。……我们不受任何妨碍和约束，精神上是自由的，你们试图毒害我们，你们的毒素抵不过我们头脑中的抗毒素。这种抗毒素是你们最违心地输送到我们意识里的。我们觉悟在提高，在不断地发展，迅速地蔓延，影响着你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和精神健全的人，正在把他们逐渐吸引过来。

——高尔基 《母亲》 写于1906年美国

为什么说图尔钦始终站在资产阶级阵营那边的呢？因为他既在提醒资产阶级意识到社会危局，同时也不忘记提醒资产阶级防范无产阶级脱离自己的掌握，从而登上政治舞台。

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最富有的实业家之一萨瓦·莫罗佐夫也无法想象会有如此灾难性的结果。他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和艺术赞助人。他和妻子季娜伊达在他豪华的城市住宅（被誉为莫斯科最昂贵的豪宅）款待俄国知识界的精英——著名作家、作曲家和科学家。 莫罗佐夫也真诚地关心他的纺织厂工人的福祉。他为怀孕的女工提供带薪休假，资助学生在技术学院（包括一些国外的学院）学习，还为工人们建立了医院和剧院。更广泛地说，他主张宪法改革，包括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普遍平等以及对国家预算的公共控制。他还支持工人加入工会和进行罢工的权利，工人以此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莫罗佐夫还支持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激进政党。根据后来的报道，他给了革命者数十万卢布（在当时数额巨大）。他一手资助了由被取缔的社会民主工党（后来演变为苏维埃俄国共产党）出版的地下报纸《火星报》。 莫罗佐夫支持革命者显然不是为了使国家崩溃，带来多年的血腥内战，然后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最有可能的是，他想利用激进分子作为反抗沙皇政权的利器，迫使其采取真正的改革措施，使俄国变得更好。
1905年1月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极端暴力和国家镇压的升级震惊了莫罗佐夫。由于无法左右这些事情，莫罗佐夫精神崩溃，陷入抑郁。根据医生和家人的建议，他与妻子一起前往法国里维埃拉接受精神治疗。但在入住戛纳的一家酒店后，他用手枪开枪自杀了，这很明显，尽管后来一直有传言称他实际上是被谋杀的，其自杀是被预谋的。他的妻子齐内达回到了俄国，在那里她继续享受着丈夫留给她的巨额财富。但她的美好生活随着1917年的第二次革命而结束。布尔什维克没收了她的全部财产，使她身无分文。为了不陷入困顿，她不得不卖掉剩下的几件珠宝。 最后，她的乡村豪宅哥尔克（Gorki）成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主要住所。现在这里建了一座纪念馆——哥尔克村列宁故居，陈列了苏联第一位领导人的许多财产和其他纪念品。
当我们审视一个又一个国家崩溃的例子时，我们总是看到，在每一个例子中，绝大多数危机前的精英——无论他们是美国内战前的拥奴派，法国旧政权下的贵族，还是1900年左右俄国的知识分子——都对即将吞噬他们的灾难一无所知。他们动摇了国家的根基，然后在国家崩溃时惊惶不已。

既然资产阶级学者都如此的警觉，作为广大无产者的当下以及未来盟友，我们要积极为他们排除空想，避免人们对资产阶级阵营抱有错误的幻想。

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意让步，不愿意放弃政权，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是准备了两手的。俄国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前，列宁也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说明，把政权和平地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已经不可能。 布尔什维克转过来进行了三个月的武装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但是资产阶级勾结十四个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 在俄国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

没有人想要迎接战争与死亡，资产阶级自愿割短期的经济利益（10年）为和平续命，无产阶级就应该争取他们。这是为了绝大部分人的福祉：地球没有足够的资源满足第三次世界大战后的帝国重建目标，生物病毒战比近代的细菌战更加致命。

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 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毛泽东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1940年3月

人们不应该成为权力爱好者和阴谋野心家，但人们应该认识、掌握和使用权力。我无意研究怎么去跟资产阶级缠斗，只不过《危局：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是教育资产阶级的工具，也对追求和平的无产者的自我保存有所裨益。还是希望人们聪明一些。

核心观点

《危局》的写作很散漫，笔者专门整理了图尔钦和他的团队提出的：权力的四种形态，社会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和规律以及“财富泵”的概念。

权力的四种形式：

下面，我们来讨论权力的其他来源。

第一种是最强硬也最粗暴的社会权力形式，即高压权力：它是一种强制力，或者一种强制性威胁。专门施展高压权力的美国人，比如军事将领和警察，通常完全附属于其他形式的权力。埃德加·胡佛——美国第一任也是最有权势的一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是其中的例外，不过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第二种权力是财富（或更广义地说，是积累的物质资源）。 富人可以雇用别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在一定范围内）。
第三种是更为微妙的一种权力形式，即官僚权力或行政权力。 现代人从属于各式各样的机构。通常，我们要听命于各种各样的“领导”。当然，这些关系中存在着一种高压权力的元素，因为不服从指令会导致你被解雇、罚款或逮捕。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服从指令只是因为社会规范的力量。机构中不同级别的领导行使着不同层级的权力，机构规模越大，职位越高，他们的权力就越大。
第四种是最“软”的一种权力形式，即意识形态权力——信仰的力量。 软实力，或者信仰，是一种能够影响民众的强大力量。拥有这种权力的人包括思想领袖（比如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各大报纸的专栏作家，以及如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社交媒体人物。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谁是精英？”这个简单的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人类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尝试用过于简单的体系去解释其中社会权力的流动可能会事与愿违。我的工作是使我的理论尽可能简单，但是不至于太简单。

社会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

我们的分析指出了社会不稳定的四个结构性驱动因素：民众贫困化带来了大规模调动群众的可能性；精英生产过剩导致了精英内部的冲突；财政健康状况的恶化和政府合法性的削弱；地缘政治因素。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精英内部的竞争和冲突，这是危机爆发最可靠的预测因素。其他因素也常常存在，但它们并不普遍。 例如，对于一个强大的帝国来说，地缘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就会有所降低。这样的国家往往太大，很少受到周围邻国的影响，其社会瓦解的力量往往是从内部产生的。借用阿诺德·汤因比的话，伟大帝国的灭亡不是由于谋杀，而是由于自杀。

我还要提到另外一个复杂因素。当仔细观察瓦解阶段时，我们发现它并不是毫无规律、难以捉摸的。相反，集体暴力程度的变化往往遵循着一种规律。一代人打了一场全面内战，但是下一代人（儿子辈）在这种暴力中伤痕累累，维持着不稳定的和平。接下来的一代人（孙子辈）从小没有直接遭受过暴力，又去重复祖父们的错误。这种动态下形成了一个大约持续50年时间（两代人）的暴力循环周期，一直到这种结构性困境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才会进入下一个整合阶段。

*为了简化模型，我只关注不稳定的两个主要驱动因素：民众贫困化和精英生产过剩。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不稳定的其他结构性因素是国家虚弱（财政状况欠佳和国家合法性减弱）和地缘政治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包含在模型中，但代价是模型会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的历史动力学模型针对的是历史上的超大帝国和当代的最强大国，如美国和中国。

财富泵：

当工人的工资和收入停滞不前时，经济增长的成果却被精英阶层收割。一种反常的 “财富泵”开始产生，将财富从穷人那里抽走，然后输送给富人。

……

事实上，民众贫困化使精英受益，他们从高地租、低工资和高食品价格中获利。换句话说，13世纪大规模的人口过剩创造了一个财富泵，它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让土地所有者富裕起来。

……

所有复杂的社会都容易受到精英生产过剩这股瓦解力量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它们都会经历周期性的社会崩溃。但财阀政体尤其脆弱，乌克兰就是（曾经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主要的问题是，财阀出于自身私利，往往会带来有利于财富泵运作的制度安排。财富泵一方面加剧了民众的贫困，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更多更富有的财阀）加剧了精英生产过剩。换言之，财富泵是人类已知的最不稳定的社会机制之一。

*Woql的方程表明，只要劳动力过剩（和保护工人的机构的缺乏）导致财富泵继续不停地运转，精英人数和财富的增加趋势就会继续失控。

*请注意，在这里，我关心的不是全球不平等（全球不平等的重要指标是国家间的不平等减少），而是国内的不平等趋势。这是财富泵运转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不平等减弱的情况下就不是了）。

在图尔钦看来，社会不稳定的关键在于贫民与失意的精英追逐者合流。

民众贫困化滋生了不满，并最终会演变成愤怒。不满的民众加上一大批精英追逐者，构成了一个一点即爆的结合体，正如美国自2016年以来所经历的那样。

……

在差点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对立双方中的一方由精英成员领导，另一方由转向反精英的失意的精英追逐者领导。

但问题的源头是“精英生产过剩”，所以必须减少精英的生产，避免他们转化为反精英人士，制造无法控制的精英内部的竞争与冲突。

历史（以及CrisisDB）告诉我们，持有学位的不稳定无产者（或者用历史动力学术语来说，失意的精英追逐者阶层）对社会稳定来说是最危险的阶层。 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高等学历青年的过剩一直是驱动社会动荡的最重要因素。

……

是否会有精英生产过剩的问题，取决于获得高级学位的年轻人的供应与需求之间，即与需要他们技能的岗位数量之间是否平衡。

……

《共产党宣言》宣称：“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但事实证明，真正危险的革命者是失意的精英追逐者，他们拥有特权，训练有素，掌握人脉，因而可以发挥大规模的影响力。即使是少数刚获得学位就立即进入精英岗位的年轻人，比如拥有19万美元年薪的20%的法学院毕业生，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感到普遍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多的持有学位证书的年轻人注定会成为受过教育的不稳定无产者，他们能失去的只有不稳定。

图尔钦总结了历史上解决精英生产过剩的手段与结果。

恶性的意识形态斗争在任何革命中都是常见的阶段。雅克·马莱·迪庞不幸经历了两次革命（1782年在他的家乡日内瓦，1789年在法国），他将其概括为一句格言：“就像土星一样，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本质上是一种数学上的确定性，因为精英生产过剩是起义、革命和内战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为了恢复稳定，精英生产过剩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得到解决——历史上通常是通过屠杀、监禁、移民，以及被迫或自愿向下的社会流动来消除过剩的精英。

……

造成社会不稳定隐患的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精英生产过剩。如果这一因素突然减弱了，会发生什么呢？这场危机将被推迟到未来。

书中引用了许多案例，这里只摘取法国案例：

在百年战争结束之后，法国享受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整合阶段。为什么1450年以前的一个世纪如此暗淡，而之后的一个世纪又如此辉煌？答案是：将法国推向内战的驱动力在1450年左右停止了运作。饥荒、流行病和内战“解决”了民众的贫困，其累积效应使法国人口减少了一半。现在农民有大量的土地，劳动力的缺乏使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不止一倍。暴跌的土地租金和上涨的工资有效地关闭了财富泵。
最重要的是，在克雷西、普瓦提埃和阿金库尔展开的大屠杀，以及一系列不太为人所知的战役消灭了成千上万的“多余”贵族。此外，还要考虑到派系分裂期间的大屠杀。（正如一位目击者在他1418年5月的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首都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战败者的尸体，“像泥里的猪一样堆积着”。）虽然在1300—1450年人口总数减少了一半，但同一时期贵族的数量下降了80%。社会金字塔不再是头重脚轻，而是重新达到了一个更加稳定的结构——底部宽，顶部窄。在没有精英生产过剩的情况下，精英内部的竞争和冲突也平息了。与此同时，对社会解体的黑暗时期的记忆与对来自英格兰人的外部压力的记忆在精英阶层之间铸就了一种新的民族团结情感。在这种精英内部合作的新氛围中，国家财政改革成为可能，从而为法国未来几代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内部压力——贫困化和精英生产过剩——消退了。

同时，他指出文化结构也会影响到操作流畅度：

精英生产过剩的发展速度越快，其整合阶段的持续时间就越短。

……

因此，该理论告诉我们，一夫一妻制统治阶级社会和一夫多妻制统治阶级社会之间的整合—瓦解周期的时间长度应该存在显著差异。根据我的计算，在一夫一妻制社会中，典型的周期长度应该在200 ~300年，而在一夫多妻制社会中，典型的周期长度应该只有大约100年，甚至更短。

图尔钦是一个很有洞见的学者。然而，人类摆脱等级制（奴隶制）的动力始终存在，那么这种战争动员力就始终存在。“科学这个伟大的悲剧在于——丑陋的事实可杀死美好的假说”，正如图尔钦也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需要忍受周期性动荡。尽管《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不是动荡，而是死亡。

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共产党宣言》

此外，图尔钦团队建立了MPF机来预测群体的激进化影响与转换路径：

MPF模型的核心是相对工资及其所驱动的财富泵。当相对工资下降时，就会导致民众贫困化和精英生产过剩。正如我们现在所知，两者都是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最重要驱动因素。

激进分子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是MPF模型需要跟踪的一个关键变量。
激进化的过程就像一种疾病，随着自身的传播，改变着人们的行为，并驱使他们以暴力的方式行事。因此，将结构性驱动因素与动乱联系起来的MPF模块需要对这种社会传染的动态进行建模。它与流行病学家在预测新冠疫情暴发时使用的方程非常相似。
该模型对三种类型的个体进行跟踪。

第一种是“稚拙”型，对应的是流行病学框架中的易感人群。成年的个体被归为这一类。（该模型只跟踪活跃的成年人；儿童和退休的老人没有被建模，因为他们被假定对动态没有影响。）稚拙者可能会因为接触到激进型的人（对应的是疾病模型中的患病者）而变得“激进化”。人群中的激进分子越多，稚拙者感染“激进主义病毒”的概率就越大。

该模型中的另一个元素是，稚拙者不仅可以通过与其他激进分子的接触变得激进化，还可以通过暴露于激进行为产生的暴力而变得激进化。例如，如果一个人的亲戚或朋友在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怖行动中丧生，他就可能会加入左翼革命组织。第二种激进化路径也是一种社会传染（但传染的介质是暴力而非激进的意识形态）。

让我们回到MPF模型。该模型中的另一个元素是，稚拙者不仅可以通过与其他激进分子的接触变得激进化，还可以通过暴露于激进行为产生的暴力而变得激进化。例如，如果一个人的亲戚或朋友在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怖行动中丧生，他就可能会加入左翼革命组织。第二种激进化路径也是一种社会传染（但传染的介质是暴力而非激进的意识形态）。

……

随着激进分子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长，他们越来越容易联系和组织起来，这可能导致革命政党的爆炸性增长。还有一个阈值效应。只要革命团体的力量小于国家强制机构的力量，暴力的总体水平就可以被抑制到较低的水平。但是，如果平衡转向有利于激进分子，政权势力就可能会突然崩溃。

……

除稚拙者和激进者之外，模型中的第三种个体的类型是“温和”型（对应的是流行病学模型中的“康复者”）。这类人之前是激进分子，但已经对激进主义和暴力不再抱有幻想，他们最终认为社会成员需要团结起来消除分歧。温和者与稚拙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重视和平与秩序高于一切，并积极致力于实现和平与秩序。换句话说，稚拙者没有积极的政治纲领，激进者积极扩大不稳定性，温和者积极控制事态升温。
总之，当稚拙者接触到已经激进化的人或者置身于暴力时，就会产生新的激进分子。激进分子越多（因此暴力发生率越高），稚拙的个体就越有可能变得激进化。然而，温和者也发挥着一个作用：当温和者人数增加并发挥其温和的、抑制不稳定的影响力时，激进主义带来的“感染”随之减少。
然而，激进分子的数量并不是无限增长的。随着暴力程度的增加，一些激进分子放弃了极端主义，转而成为温和者。激进者对激进主义感到厌恶并转变为温和者的概率随着暴力总体水平的升高而增加，但存在时间延迟，因为较高水平的政治暴力不会立即转化为厌恶暴力和渴望内部和平的社会情绪。暴力以累积的方式发生作用；在大多数人开始热切渴望秩序之前，一定会经历几年的高度不稳定，甚至彻底的内战。
因此，MPF机的社会传染模块会跟踪激进化和温和化的过程。现在，它需要与不稳定的结构性驱动因素的动态联系起来。这通过政治压力指数（PSI）来实现，该指数将贫困化程度和精英生产过剩程度结合起来。民众贫困化程度是通过相对收入的倒数（家庭收入中位数除以人均GDP）来衡量的。因此，当典型的收入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时，这一因素会导致PSI上升。精英内部生产过剩/竞争是通过精英（包括精英追逐者）相对于总人口的数量来衡量的。PSI“调节”稚拙型个体变成激进型的概率。当结构性条件导致较大的社会不稳定压力时，激进思想就会在肥沃的土壤上生根发芽。或者，如果PSI较低，稚拙者和激进者的接触（或者经历政治暴力事件的稚拙者）不太可能导致激进化。
既然我们有了MPF机，让我们用它来探究美国社会体系在21世纪20年代之后可能走的轨迹。请记住，这是一个模型（甚至是一个原型），对于它的预测，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我们的目标不是预测未来，而是使用该模型来了解潜在的行动可能会如何塑造不同的未来。MPF机是一种“道德故事”，就像好女孩和坏女孩的故事，这是数百个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叙事主题。

……

请记住，这是一个模型（甚至是一个原型），对于它的预测，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我们的目标不是预测未来，而是使用该模型来了解潜在的行动可能会如何塑造不同的未来。MPF机是一种“道德故事”，就像好女孩和坏女孩的故事，这是数百个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叙事主题。

在2025年1月2日的英国卫报（The Guardian）上，图尔钦指出：“反抗浪潮是顶峰还是开端，在今年就会见分晓。”笔者认为，未来他的聚焦于人工智能领域，避免此类工具被反精英群体掌握。

你可以辩称，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年轻专业人士发起抗争似乎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在英国，失意的精英们更有可能通过罢工来发泄怒火 —— 就像去年初级医生所做的那样，他们抗议称自己在 “普雷特”（ Pret a Manger，一家连锁餐饮品牌）打工每小时能挣到的钱都比现在多 —— 或者是把保守党政府赶下台，而不是采取任何更具革命性的行动。

不过，当政府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时，往往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定，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 而且，即便你无需为那些幻想破灭的毕业生感到痛心，也会担心这里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如今全球范围内 Z 世代的投票模式最起码表明了他们对主流政党的抵制以及对更激进政党的渴望。在整个欧洲和美国，令人担忧的是，年轻选民正大量转向极右翼；在英国，去年夏天，左翼的绿党和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改革党在 30 岁以下人群中获得的支持率飙升。今年我们或许就能弄清楚，回顾过往，那究竟是 Z 世代反抗浪潮的顶峰，还是仅仅只是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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